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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最亮眼的是杭州，最“亏”的是杭州银行。

其他银行亏钱亏客户，杭州银行亏的，是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

只看数据，杭州银行赚了不少。2024年实现营收383.82亿元，归母净利润169.8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61%和18.07%，已经远超预期。

人均薪酬在连降两年之后，也迎来了上涨，怎么看都是“优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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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深究报表，增长其实与经营关系不大，更像是财技的结果。

在深度周期里，给出逆势增长的数据固然令人兴奋，但沉溺在数字游戏中的杭州银行，似乎忘了眼前的当务之急。

那就是自己以基建客户为主的贷款结构已经不再适应时代需要了，大基建时代结束之后，杭州银行必须找到更通顺的增长逻辑。

答案其实已经摆在了案头——杭州六小龙横空出世，没有哪家银行，比杭州银行更接近本轮AI和高端制造产业浪潮的中心。对一家深耕区域经济的城商行来说，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

问题是杭州银行似乎对此并不上心，不管是因为贷款结构僵化难动，还是保守的战略路线，杭州银行都没能赶上这阵弯道超车的东风。

而这样的机会，也许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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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的业绩增长是怎么来的？

一言以蔽之，有财技也有偶然性，就是和经营关系不大。

在过去四年里，杭州银行拨备覆盖率均维持在500%以上的高水平。

根据财政部2019年9月发布的《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征求意见稿)》，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拨备覆盖率基本标准为150%，对于超过监管要求2倍以上的，应视为存在隐藏利润的倾向，要对超额计提部分还原成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换言之，杭州银行随时都有充分的空间释放利润，以此“营造”净利润双位数增长的局面。

事实上它大概率也是这么做的，过去四年里，杭州银行的拨备率一直走低，2024年更是相对大幅降低，如此一来，净利润的高速增长，很有可能只是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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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种增长来自金融投资。

杭州银行的资产构成主要是贷款和金融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42.62%和45.98%。

发放贷款赚的是利息收入，2024年为628.68亿元，同比增长4.24%。

相比之下，金融投资的获利增长更为显著，其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比增长74.82%，汇兑损益更是同比增长近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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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者与经营关系不大。公允价值增长主要来自基金和债券投资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动，而汇兑收益则与汇率波动有关，都存在一定偶然性。

但在偶然之外，杭州银行也的确有其过人之处，甚至在不少行业人士眼中，它有着不逊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基本面，曾是最有潜力的城商行。

体现在数据上，就是在13家城商行群雄割据的浙江，2024年上半年只有两家城商行营收突破百亿，一家是宁波银行(344.37亿元)，另一家是杭州银行(193.4亿元)。

但与宁波银行的“白手起家”不同，杭州银行开局属于摸了满手王炸。

过去数十年里，随着G20、亚运会等重大活动的开展，杭州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度冲高至20.8%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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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的资金需求创造了无数业务机会，大股东为杭州财政的杭州银行因此得以借势腾飞的同时，也形成了如今的资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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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贷款占杭州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始终维持在60%以上，其中与基建相关的三大行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合计占比也维持在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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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研究显示，杭州银行2013年基建相关贷款占对公贷款占比仅为23%，到了2023年上半年，该比例增加至63%，明显高于可比同业。

基建相关贷款，往往意味着较好的资产质量和较为长期的贷款期限，它们构成了杭州银行的稳固基本盘。

但这样的贷款结构，其实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杭州银行似乎养成了“基建依赖”。

2017年，杭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至1.7%，杭州银行营收也随之下滑至近十年的最低点2.83%。近年杭州固定资产增速又从2019年的11.6%下滑至2024年上半年的0.8%，连带着杭州银行的营收增速也从2019年的25.53%走低至今年上半年的5.36%。

而站在银行经营层面，基建项目占比过多，会造成两个问题。

其一，基建项目往往利息较低，这意味着净息差压力。

同区域城商行中，杭州银行净息差水平仅高于上海银行，后者是因为金融投资占比过高，最能生息的贷款及垫款较少，加上资金成本不占优势，导致净息差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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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会对银行风险资本造成大量占用。

2024年，杭州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80%，同比上升1.29%，看似家底丰厚，实际上每隔三年就得来一次增发配股再融资。

且由于银行资产业务需要消耗风险资本，因而较重的发展模式，意味着杭州银行在开拓新业务时多少会受到资本充足率的限制，这也是杭州银行过去数十年一直保持上述资产结构的重要原因。

这种占用也影响到了杭州银行的分红。在净利润多年保持高增长的情况下，2021年开始，杭州银行的分红比例已经连续三年低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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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成如此僵化的业务结构之前，杭州银行其实是最具创新基因的城商行。

这得益于一个人。

1996年，杭州银行成立。同年，有个在浙江银行学校当老师的年轻人加入了进来，从计财部干起，一路官至行长、副董事长。

他叫俞胜法，这个名字不如马云耀眼，但不管是蚂蚁金服还是网商银行，在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金融帝国背后，他是真正的奠基人之一。

俞胜法是技术派，他最为人知的观点，是2018年接受采访时那句：“技术和金融是完全融合的，相辅相成”。

他在杭州银行时就开始落地这一观念。2009年，杭州银行率先成立了浙江省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杭州科技支行，2010年就推出了投贷联动模式。杭州银行对科创类贷款的尝试，甚至比业内公认的科创贷专家建行更早。

直至今日，在杭州银行身上仍能看到这一基因。在部分“杭州六小龙”和不少上市公司背后，都有杭州银行的影子：

今年1月，思看科技作为浙江2025首单IPO在A股上市，曾是杭州银行的客户；

杭州银行针对脑机接口企业推出“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六小龙”之一的强脑科技以此获得5亿元授信；

早在2020年，宇树科技就与杭州银行建立了合作。

......

但力度显然不够，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贷款占比在2023年出现了下降，2024年占比也不到1%。

风险资本难以腾挪只是一方面。杭州银行的创新基因被冲淡，或与几任董事长背景有关。

除了宋建斌是内部提拔的，杭州银行董事长均来自政府任命，此前经历多以从政为主，这对竞争本地基建项目颇有帮助，也塑造了杭州银行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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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资背景的另一面，是他们的经营风格往往趋于保守，而尝试新业务，通常也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对杭州银行的领导班子来说，身份决定脑袋，稳定经营胜过一切。

而转型改革势必伴随着阵痛，若阵痛过于剧烈，“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太重，没有哪个脑袋能承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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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讽刺的是，杭州银行经营战略比较保守，人事任命上又比较“奔放”。

杭州银行行长大多也是内部提拔，外部聘请算是特例，但少有的特例也“翻了车”。

4月2日下午，市场传出杭州银行行长虞利明疑似失联，晚间，杭州银行发布公告，称虞利明辞去所有职务，即刻生效。彼时，虞利明任职刚满2年零3个月。

杭州银行表示“经营正常，辞职不会影响管理”，但对是否失联避而不谈。

此前杭州银行董监高的辞职公告中，均会对任职期间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而虞利明的辞职公告中，并未提及“感谢”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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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杭州银行内部人士对“券商中国”坦言：事发突然，很错愕。

据财新报道，虞利明此番被带走或主要牵扯早期认知经历，特别是在杭州金投及旗下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杭州工商信托”)任职期间之事，或与地产风险暴露有关。

从2011年开始，虞利明在杭州工商信托任董事长长达11年，内部人士评价其“敬业务实，为人亲和”。

但就在2020年至2022年，杭州工商信托业绩下滑明显，营收从11.1亿元降至-2.32亿元，净利润也从6.18亿元转为净亏损2.19亿元。

业绩暴跌，或与对房地产信托的高度依赖有关。2020年其房地产信托占比高达62.14%，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不良率更是从2020年的13.85%一路飙升至2023年的52.77%，相当于一半资产都已“沦陷”。

2022年底，杭州工商信托即将披露首次业绩亏损之际，虞利明辞去公司一切职务，随后被提名为杭州银行行长，次年3月正式获批上任。

杭州工商信托实控人为杭州财政局，算得上是杭州银行的平级机构，在杭州工商信托经营不善的虞利明能在保留职级的情况下平移调动，实在匪夷所思。

更具戏剧性的是杭州工商信托的新任董事长余南军，此人来自杭州银行，曾任杭州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等职务。

两方“交叉”换人，参看职务和时间点，意味深长。

背后反映的问题是，一个追求稳健经营的银行，在寻求行长人选时为何如此“草率”？

这究竟是决策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还是杭州银行的背调等内控机制形同虚设？抑或是隐秘的利益交换？

我们不得而知。

只是在公告发布当天，杭州银行十分罕见地在没有发布年报的情况下先发布一季报，以此对冲公告的负面影响。次日，杭州银行股价小幅震荡后，重回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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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少用“平静”来形容一家企业。

但杭州银行颇有这种感觉，用远超监管水平的拨备率缓慢释放利润，用一切可能的利好对冲负面，不求多有突破，但求在风浪里不至翻船。只求岁月静好，不求大富大贵。

这种平静并非毫无意义。经理人杂志统计显示，杭州银行的员工总数历年均为正增长，也即从未进行过总体裁员。

即便是在招行也宣布要过“紧日子”的当下，杭州银行反倒提高了人均薪酬，短期来看杭州银行的保守战略的确卓有成效。

但个体的保守无法永远抵御周期的压力，没有谁能永远回避转型的试炼。当存量竞争愈发激烈，大基建时代走得越来越远之后，盈利能力、业务结构都不占优的杭州银行，又该去哪里寻找增长点？